在自家芯片進入大唐、華三的產品測試序列后,某芯片初創企業的創始人打趣道:沒想到后半輩子要靠川普“賞飯”吃。

在目前形勢下,更多國產芯片得以進入大廠的供應鏈名單,成為國產替代計劃的一部分。一紙訂單有時勝過萬般情懷或重金扶持,就像實戰往往比演習更能練兵。

這也是為何“小華為”海康威視在被列入美國實體名單后,可以較為從容地回應:長期影響不大,已有替代方案。



 

“大小華為”國產化行動

 

海康威視的回應里,暗藏著國產芯片的命勢。
10月7日,包括海康威視、大華、曠視、商湯在內的8家中國科技公司被列入美國實體名單。次日,海康威視高管在電話溝通會上透露,公司可以提供其他方案替代美國供應鏈,“芯片受限制我們換芯片,換不了芯片我們換組件,換不了組件我們換方案,而且我們也在做芯片自研。
半導體行業一直有“Second Source”(第二供應商)的慣例。為保證供應鏈安全,供應商要隨時可以動態調整。而如果某家供應商占比較高,整機企業通常會引入第二、第三供應商,以此分散風險。
所以海康威視有“備胎”本身并不令人意外,值得關注的是其強調的國產替代。比如主芯片方面,國產已經占到八九成。
但此前國內整機企業可沒有把國產芯片作為主旋律。產業投資平臺臨芯投資的副總裁趙文軍告訴AI財經社,之前國產芯片很難進入供應商名單。國內整機廠商與國內芯片企業脫節,一直以來困擾著國內芯片產業。
作為一名回國創業10多年的芯片行業老兵,廣芯電子技術(上海)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戴忠偉至今仍清晰記得,過去因為“名分”所遭受的痛苦和打擊:開發出數百款產品,但就是推廣不動。“大客戶看了說好,但卻當著我的面直接說:我寧愿讓德州儀器(美國芯片大廠)開一款一模一樣的產品,也不會用你們的。
而作為采購方,成都天合世紀科技有限責任公司CTO駱敏健記得,此前國產芯片公司來推廣產品時,上來就央求設計工程師:我們價格至少低10%,你們先用一下,好不好?但通常工程師不會點頭—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沒有人愿承擔嘗新失敗的風險。
所以當媒體報道華為今年幾款旗艦機——P30、Mate 20X 5G、Mate 30在高速國產化時,一位芯片行業人士判斷,華為一下把口子打開,品控難度加大,承受了很大的風險。
從一些機構的拆解報道看,2018年華為手機的供應商商中,美國企業占了92家,位列所有國家第一名。今年上半年發布的華為P30使用美國的零部件只有15個,8月上市的Mate 20 X 5G,核心供應商中僅剩4家美國企業,分別是美光、Skyworks、Qorvo和博通。而9月剛發布的華為Mate30核心供應商中,僅剩下兩家美國芯片大廠美光和和博通。同時,大部分產品類別上,不是華為海思就是國產供應商,部分完全由美日韓供應的類別,也加入了國產供應商。
不過,也有行業人士表示,這是華為的無奈之舉。而華為fellow、海思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艾偉也在媒體報道中說:“能夠用到全球創新力量是最好的,所以我們不會(對美國供應商)主動降為零。


而在海康威視9日的溝通會透露出一個信息:已經用漸進的方式實現核心器件的國產化。早在2011年至2012年,海康威視就開始用華為海思芯片替代美國芯片大廠德州儀器(簡稱TI)的產品。
原德州儀器公司的一名高管回憶,十多年前,海康威視曾是德州儀器的大客戶之一。但后來海思擠掉了德州儀器。海康威視當時的決策并非基于國產化的考量,更多是商業決策。一位海思人士回憶,海思有針對性地提供了性價比最高的方案,支持上也不需要像德州儀器當時那樣先交幾十萬元的許可費。從2006年推出第一款監控芯片至今,海思在全球市場占到80%以上的份額。
但即便背靠華為,上述人士回憶,拿下海康威視這種大客戶時并不容易。海康威視當時并不想換供應商,同時還想自己做核心芯片,并對華為兼做監控設備心存顧慮。一名業內人士直言,“一臺動輒十幾萬元的硬件設備,如果最后因為一個廉價的芯片被卡脖子,得不償失”。海思的策略是先拿下視頻監控市場的老二大華,此后再進入海康威視的供應商名單。


至于沒有“大樹”的國產芯片初創公司,要進入大廠名單更為艱難。相反,如果沒有中美貿易摩擦,歐美芯片大廠在國內的日子還會很滋潤。此前中國七八成芯片依賴進口,且相關進口產品沒有關稅。
在逐漸國產化的過程中,海康威視看到國產芯片的進步:比如國產AI SoC逐漸在變強,國產處理器的能力也在增強,所以過去幾年間,其對美國廠商的依賴度一直在降低。當然有些細節、性能上仍有差異,比如說功耗,未來會隨著磨合有所改善。
在被列入美國實體名單之后,海康威視的步伐更為堅定。在9日溝通會上,海康威視稱,為了扶持國產供應商,還會選擇比如拿出10%的訂單,一起合作逐步提升性能。


倒逼出來的逆轉
“大小華為”的行動并非偶然。去年以來,國產芯片廠商感受到了180度的大轉彎。
此前國產芯片既擠不進大代理商的渠道,也很難受到大客戶的重視。更多時候,他們打動對方的方式只有一個——乖乖“被殺價”。有業內人士直言,“不降價20%,進不去供應商名單。
而在不久前,一家國內大企業在網上主動聯系廣芯電子。這讓戴忠偉特別開心。如今他們公司的芯片已經送機驗證,產品終于有機會得到國內大企業的認可。“當前的貿易爭端,讓客戶采購國產芯片的風險壓力得到釋放,大家也都愿意來做這件事。
作為整機廠商,駱敏健的心態也開始發生改變:即使歐美芯片便宜且性能穩定,但在疊加當下的關稅額度后,某些產品比國產要貴出10%到20%。況且,現在他們的部分客戶在采購時會關心產品的國產化率。所以大約兩年前,他所在公司就在尋找可替代產品,并開始小批量試用。通常這個過程至少要半年,“如果一下要大批量替換,萬一出現問題怎么辦?
在當前的形勢下,華潤微電子有限公司市場總監王劍甚至觀察到,現在即使國產性能還還不夠好,客戶也更愿意給予容忍度,幫其做測試。
國產芯片的轉運最早始于2015年。當年,國家大基金一期成立,早先“撒胡椒面”式的政策和資金扶持,一下集中了火力。往前回溯一兩年,趙文軍還記得,行業整體不太景氣,部分芯片創業公司舉步維艱。一些行業展會,參會人員寥寥,場面頗為蕭條。
幾乎與大基金成立時間相仿,駱敏健看到,有嗅覺靈敏的芯片代理商專門成立了國內產品線部門,為國產芯片尋找大客戶,甚至有國外代理商也主動聯系國內廠商,要幫他們拓展海外市場。
相比歐美大廠,國產芯片廠商有獨特優勢:靈活定制。歐美芯片產品大多根據國外公司的需求進行定義,中國產品則可以根據本土市場的變化,及時調整產品設計。
目前,國產芯片從中低端芯片開始替代國外大廠。此前有業內人士透露,作為模擬芯片老大,德州儀器一度被國內廠商拖入中低端產品價格戰,后者逐漸蠶食掉德州儀器的市場,讓它很難受。就在“十一”期間,德州儀器宣布砍掉幾家大分銷商,雖然主因是它自身的品牌、獲客能力和服務能力完全可以不需要這些中間環節,但據信部分原因也是為了在銷售停滯不前的形勢下,提升利潤。
當下形勢為國產芯片的“頂上來”做了鋪墊,成為助燃劑。很多整機企業選擇跟成都天合世紀相似的調整——加大國內芯片廠商在供應鏈的比重。趙文軍則告訴AI財經社,臨芯投資的一些企業,甚至也被國內整機廠商走訪調查和認證,后者直接參與后續輪次的投資。 事實上,華為、小米、OPPO以及一些家電廠商,除了尋找有潛力的國產供應商,都希望通過投資股權的方式,與他們深度綁定。
王劍分析,消費類產品的國產替換會比較快,該領域利潤本來就比較低;同時國產芯片慢慢也在向通訊、工業、汽車電子領域擴展。


2018年,廣芯電子的 LDO(低壓差線性穩壓器)產品殺進了三星電視供應鏈,高速攝像開關超越海外競爭對手,實現大批量出貨。匯頂科技的屏下指紋芯片,直接讓美國企業新思國際放棄了該市場,前者目前的客戶名單中包括華為、OPPO、蘋果等智能手機大廠。
當然在高端芯片上,中外差距還是很大,且國內廠商目前大多不愿去挑戰,因為高端芯片雖然利潤高,但是量小、開發難度高。
過慣好日子的國外廠商,也不愿意坐等被替代。在意識到國產廠商的發展壯大不可阻擋后,部分國外芯片廠商也開始主動向中國遷移。一名與多家歐美芯片中國辦事處交往密切的業內人士透露,對方都在制定應對方案:比如通過向中國芯片廠商進行技術或者IP授權的方式,參與分享中國市場國產化的紅利。


錢和氛圍到位,產業就能起飛?
芯片行業熱度空前,在A股上市的國產芯片企業,大都在最近半年股價翻了一倍以上。9月23日,匯頂科技成為首家市值破千億元的A股半導體公司,令股民驚嘆。剛剛敞開機會大門的科創板,也為國產芯片的向上競爭儲備著子彈。
投資也在多年平靜的半導體湖面砸出水花。以臨芯資本為例,該產業投資平臺創立4年,截至目前投出25個項目,今年預計約有8個項目IPO,其中博通集成、瀾起、中微半導體已經上市。
還有從業者統計,截止今年8月底,全國大大小小的集成電路方面的會議活動,至少舉辦了400場。主辦方既有地方政府、行業協會,也有各種機構和媒體。作為資深產業投資人,臨芯投資副總裁趙文軍的無奈之處在于:會議太多,根本參加不過來。
王劍觀察,如今回國創業的都是成建制的架勢。如果說2000年到2003年那第一波芯片創業浪潮中,從海外回來創業的創始人很多還是單打獨斗,當下上來就是創始團隊的“團戰”,比如分工明確的四五個人,各自擅長不同領域,這種創業的成功率其實更高,且有些團隊上來就專攻高端芯片,比如汽車電子領域。

有受訪者透露,還有投資者直接撬動某外企在華研發團隊,支持他們出來創業。
種種跡象似乎都指向一個命題:好日子近在眼前,賬戶上不再差錢、氛圍也已到位,樂觀者已經開始鼓吹“彎道超車”。
不過行業老兵們還是保持著冷靜和理智:芯片這碗飯注定只能一口一口去吃,人才、專利、客戶資源都需要積累,短期內趕超并不現實。
“模擬芯片就像老中醫,要經驗積累。10多年前我剛回國的時候,對低端模擬芯片如穩壓器LDO產品是看不上的;10多年過去了,國內還很少出現能把該產品做得特別好的企業。”戴忠偉估計,國內低端模擬芯片要趕上歐美廠商,可能還需要5到10年;中高端產品時間會更長。
戴忠偉在思考,國內上千家芯片公司,為什么連低端模擬芯片LDO都做不好?他看到,國產芯片公司過去這些年做的產品還是比較粗糙的,“差不多先生”,但實際上這個芯片你必須考100分,甚至100分以上,哪怕是中低端產品,也要把品質做得非常好,要經得起大批量的考驗。戴忠偉認為,在品質和全面性能要做好的基礎上,做一些微創新,在一些性能上有所突破,更容易得到客戶的信任。
從投資人的視角,駱敏健、趙文軍等受訪者都目睹過業內因為盲目樂觀而踩坑。比如在趙文軍接觸過的初創企業,有的商業計劃書規劃了特別多的產品線,想做的事情太多,但實際上這家企業已推出的產品還沒有打磨扎實。還有一些企業,趙文軍認為從路線規劃或業務建樹等方面并不具備價值,但依然能夠拿到投資。這些企業后來又通過低價競爭,擠壓良性企業的市場空間。
駱敏健則為黎明前的各種“意外死亡”扼腕嘆息。死亡樣本之中,有的太過崇尚工程師文化,卻不懂市場和銷售,有了好產品,根本賣不出去;有的死于對一個新產品的周期、難度以及對資本的需求估計不足。比如計算芯片產品周期,不是流完片就大功告成,實際要交付到客戶手中且等客戶的產品批量問世后,才算實現量產。“有的產品還沒推向市場,公司先死掉了。
他發現,國內IC設計公司只有1000家左右時,大概有200家營收過億元;如今大約有2000多家同類公司了,營收過億元的還是那些企業。原因可能有很多,不過產業界的希望卻很明確:那些有錢的國產芯片公司,是否可以潛心投資研發、打磨產品,在慢慢縮短與歐美產品差距的同時,擴大國產替代的市場份額?
此前國內芯片企業規模較小、產品系列單一。為了生存,往往注重短平快的產品,卻很難有技術積累。如今與資本市場的聯通渠道更為暢通,王劍判斷,隨著融資渠道的拓展,行業并購整合會加快,這樣國產芯片的產品系列的豐富程度就能補上來,競爭力也能提高。比如他此前供職的德州儀器,當年僅模擬芯片就有1萬多種產品,客戶可以做一站式選擇,認可程度自然更高。

“別把太多精力花在活動會議上,多花心思關注自己的企業怎么去壯大。” 趙文軍對被投企業的建議則特別樸實:踏實做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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